这两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较大程度地促进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从而大大激化了公民参与的热情。
其姓资姓社取决于运用这些制度、事物的人赋予其什么内容。改革开放几十来仍然如此：他们先是坚持法律可以姓社，法治则只能姓资，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说话了：法治也是可以姓社的，他们脑子才慢慢转过弯来：呵，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法治。
〔3〕关于宪政的控权机制、规范机制的权利救济机制，可参阅〔美〕斯蒂芬·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编：《新宪政论》，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一）宪政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是相对于专制政府、人治政府而言，法治政府有五个重要要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这一机制包括规范公权力授予、公权力分配、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协调、制约、公权力运作、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控制、对公权力相对人的救济的一整套规则、制度及其运作程序。 注释： 〔1〕2013年，中国学术界关于宪政论争的文章有几十篇之多。
建立这样的机制有利于通过正式的民主组织形式对各级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的权力运作予以制约。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过分地分权制约。由于行政复议委员会半数以上是复议机关以外的专家学者等社会人士，这些非专职的委员不可能参与行政复议案件的具体办理，应当重点发挥其熟悉法律的专业特长，所以复议委员会负责复议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工作。
这样的好处是复议委员会不受复议机关首长指挥、监督、命令、领导，可以独立思考案件情况，独立作出公正判断和裁决。复议解决纠纷应当具有的中立性、独立性都很难保障。非专职委员应当占到整个委员会人数的1/2以上。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办公室的设置，主要是从人员组成、委员的资格要求以及职责三方面进行构建。
（2）实行全国垂直领导体制的部门，继续保留复议管辖权，即仍然作为复议机关。总之，要从体制上保障复议组织的有效性，这是制度的基础。
现行法律规定，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都是复议机关，都设置复议机构办理复议案件。对不需要口头审理的案件，还要附上复议裁决的初步意见。就行政复议机构而言，复议机构不超脱、不中立、不独立，也不能自主作出复议裁决，是问题关键所在。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 复议机构 。
这意味着，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行政机关，相对人应向其上级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而对实行块块领导体制的行政机关，相对人应向同级政府申请复议。二是对有争议的事实，就需要脱离开书面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核实的过程中注意收集相关证据。这两项重要的事务性工作也是行政复议办公室的职责所在。说到此，笔者想议论一下目前试点中的个别做法。
虽然我们力求扩大行政复议的范围，希望行政复议尽可能多地解决行政纠纷，但是受理案件毕竟是有条件的事，如为了保障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超过一定期限的复议申请，不予立案。不论是相对人一并要求审查的规范文件，还是复议委员会认为需要确认合法性的规范文件，如果不是该复议机关权限范围内可以审查的规范文件，复议办公室负责转送有权机关予以审查。
复议办公室的做法借鉴了台湾和韩国已有成功经验。也就是说，复议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裁决案件，裁决案件之外的事务性工作包括核实事实、研究案情、聚焦案件主要问题、是否建议该案听证、该案裁决的初步意见等，乃至按照复议委员会的意思撰写裁决书等都是由这样的秘书班子完成。
案审会时如果委员们觉得对某些文字的意思或者案情表述不清楚的，复议办公室相关承办人还要负责予以解释和说明。这样一来，一级政府是复议机关，一级政府下属各部门还是复议机关，都可以受理复议案件，在目前案件不多的情形下，势必造成上述现象。 二、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办公室 行政复议机关是有复议管辖权的行政机关，行政复议不可能由整个行政机关的所有机构都来作，所以行政复议机关要确定内部哪个部分或者哪个机构承担此任务。（8）办理行政复议的统计、重大行政复议案件的备案工作。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办公室。实行全国垂直领导体制的部门，继续保留复议管辖权。
（4）对复议机关有权处理的规范文件，提出处理建议。当然对这些证据的证明方向要区别对待，如果是证明了申请人要求的，可以建议复议委员会予以采纳，如果是实际上补充了被申请人行政机关不足的证据的，除非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确实存在却事后无法提供的，否则不应该作为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予以采纳
[32] 既有关于未列举权利的观点，偏重从公民的角度来谈权利保障，并没有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由此同样可能陷入与权利界定相似的主观思维中。而共同体的存续，立足于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共同体所负义务的基础之上。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徇私而有益公益式的社会构成无力约束膨胀的个体欲望，而康德式的自我道德立法亦无从直面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没有核心价值。
现代宪法所鼓吹的社会义务，同样面临权力扩张如何防范的难题。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是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是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终级关怀。然而，其关注重点仍停留于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两大命题，尚未延伸至时下已与二者紧密缠绕的道德困境。宪法价值法则，是宪法的价值来源和逻辑起点。
[18] 参见张静：《社会言论：正当性理据的变化》，载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参见刘茂林、仪喜峰：《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15页。
而且，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大量可见禁止一词，禁止之主体即为国家。就此而言，这一程序机制应集中于对少数价值或持少数价值者的保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宪法立法起草程序，应主张百家争鸣、多方博弈，以防止价值一边倒。
因此，宪法确证共同体成员为共同体存续而担负的义务，可为宪法回应道德困境提供一条有效路径。这一宪法结构的调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宪法的价值法则，另一则是一国实际条件。
内容提要：现代社会道德困境，体现为个体普遍放松道德自律、价值冲突剧烈且不可公度和社会道德共识难以凝聚三重意蕴。因而，宪法将法律体系与道德规范体系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串联起来，既维系了现代法律体系所赖以存在的自治性之根基，打通了其与道德规范体系的双向联接管道，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赋予了形式法治以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又为道德提供了一种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承载机制。因此，以中国宪法为思考理据，从如下路径回应道德困境：表达社会核心价值，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二）宪法结构调整的理据 权力--权利--义务的宪法结构，背后隐藏着宪法的价值法则。
它是以现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新的价值认同系统，是社会转型在价值领域的顶层设计，其历史使命就在于指引转型中国走出价值多元悖论之困境，进而从价值层面引领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如此，既可缓解宪法规范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的固有张力，又维持了权力--权利--义务宪法结构作为社会治理基本方式的相对独立性。
（三）去道德化的法律体系 以经典宪法为基础规范而建构的法律体系，内含鲜明的目标：为不确定的个体道德生活提供一种确定性的行动指引。即使是在堪忧的道德状况下，他们也丝毫不放松这一立场，而只是在价值中立的框架下尝试补强自由主义的道德观。
宪法同样需要通过某些程序机制，为个体价值保留宪法空间，以免复归道德独裁。这些问题由其催生或助长，而其彻底解决，则根本上仰赖道德困境之化解。